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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陸信息社 2019-11-12 450 10

李修文:惟有先鋒精神,才能令傳統與經典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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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李修文:惟有先鋒精神,才能令傳統與經典起死回生

文|李修文

毋庸諱言,我們這一代寫作者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受到先鋒文學的影響開始了自己的創作。我以為,無論是作為方法還是精神,先鋒文學都極大地改造了許多后來者的質地和肌理,它強烈而清晰地塑造了一個時代的文學樣貌,給中國文學注入了現代性。在我狹隘的認識里,如此強有力的注射,單就文體的革新而言,無論有意或無意,它都回應了魯迅先生改造中國舊小說、將白話文小說送上頂峰之時的一己之力。

但是,自我開始寫作,就一直面臨著一個困惑,即,我們的寫作,似乎總是無法與我們置身的時代、我們所遭逢的人事和際遇互相印證;我們的敘事里,也似乎總是無法有效地獲得一個時代內部的人格力量;我們看似在通往現代性的歷程中一路狂奔,但是,出自歷史的負擔,我們這片土地上的現代性尤其曖昧、豐富和復雜,在缺乏了總體視野的情形之下,我們所秉持的寫作方式是否反而助長了文本與現實的割裂?或者說,我們所受的文學訓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融入了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它們是否反而模糊了真正的生活和心智,進而對我們作品中的人物造成了一種美學上的強制和閹割呢?

由此,我一度非常迷戀中國古典文學和戲曲資源中的說書人傳統,但是很快,我也感受到了不滿足:古典文本的魅力之所以綿長,絕非是艷情軼事所致,也絕非是一點閑情和雅趣所致,而是因為它們見證了古典時代的離亂興衰;今日里被我們所供奉的至寶,多半都是從當時的石頭縫里蹦出來的、代表著冒犯與重新確立的產物——當林沖夜奔,一顆被碾壓過的心在彌天大雪里狂跳;當西門慶去打仗一般占領和攫取女性,女性背后所躲藏的宗法和制度頓時化作了難以逾越的溝壑與高山,烈火烹油之氣與破敗無力之身雙雙撲面而來;又或在京劇《天女散花》中,夢境與現實互相交織,此身非身,彼心即是我心,這時候,無論我們與它們誕生的時代有多么遙遠,我們也能夠確信,它們所傳達的氣息與處境與我們是相同的,風雪山神廟和那座不得其門而入的城堡其實就是一回事,我以為,這就是現代性。

而在這些文本誕生之前,古典傳統里,其實并沒有多少作品去冒犯“有詩為證”的慣性,如此真切地將人之為人的處境送達到我們的眼前。很顯然,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文學先鋒,惟有先鋒精神,才能令傳統起死回生,才能使我們重新感受到中國文章的浩大勢能在今日生活里的重新被激活。

這些年,我無數次地重新閱讀魯迅先生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除去獲得了一種“無數的人們,無窮的遠方,都和我有關”的強大心理暗示,最令我觸目難忘的,就是那些清晰印證著我們自身面目的小說人物。

有一度,我迫使自己泥牛入海,找見工廠里的梁山伯與祝英臺,找見房產公司里的劉關張,我以為,找到他們,自己就回到了某種古老的源流和懷抱之中,那些獨屬于中國式的詞匯,譬如恩德,譬如情義,譬如樹倒猢猻散和白茫茫一片真干凈,它們就能被我重新發現和驗證。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實際上,并沒有一個避風港在駐足不前等待著你去靠近,從某種程度上說,經由自己的總體視野,魯迅先生通過精確的描述,已經將傳統的中國人送上了通往現代性的道路上,盡管這個歷程何其艱難。但是,在我們通向現代性的歷程中,魯迅先生的作品成為了我們出發的源頭,所以,在各種窮途末路上,要遇見梁山伯祝英臺和劉關張,更不要忘了,舉目之處,皆是閏土和孔乙己,皆是涓生、子君和魏連殳,越過了這些人,我們就容易被那些閑情雅致所蠱惑,我們就容易與活生生的離亂興衰失之交臂——這些文學譜系中新的出處和來歷,不是由別人,恰恰是由一個真正的文學先鋒魯迅先生帶來的。

魯迅先生所提出的問題,越至今日,愈加成為問題,我們很難相信,一個真正具備先鋒精神的人,會受到時代生活的脅迫和迷惑,我們更應該相信,寫一個創始人也好,寫一個董事長也罷,他們除了活在現在,還活在中國人通向現代性的艱難歷程中,在他們的身上,依然折射出了我們行進至此的國民性。

今時今日,我們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碎片化與同質化,這個觀點已經成為幾近陳詞濫調的共識,然而與此同時,一座座新的神殿也在拔地而起,且越來越無法溝通:我們一邊看到,在一種普遍被勞動、個人價值、成功學神話所異化的處境中,人人只好畫地為牢,任由神圣、崇高、自豪一類的詞匯既囚禁了自己,又遠離了自己;另一邊又看到,因為關于整個世界的信息都唾手可得,我們在文學中強調了無數個年代的個人價值其實正在變得無足輕重,一個人,一個地方,都在空前地取消線性,轉而要求自身和世界的橫向鏈接,因此,向內的“個人”坍塌了,我們跟隨著幽默感、瑜伽、國學等新的神殿倉促奔跑,盡力奔向彼此,最終卻成為了一個蒼白的集體。

在今天,如何重新將這些早已破碎的處境凝聚起來?也許,我們需要的恰恰是一種歷久彌新的先鋒精神,這種精神敢于將自身的感受作為感知今日生活的最敏感神經,也敢于將自身體驗當作一種文體本身來建立,一如阿烈謝克耶維奇所說:“當我行走在大街上,就意味著多少長篇小說消失在風中!

以散文寫作為例:一個不足一百年的文體概念,在幾千年的文學傳統面前,就真的那么確定無疑嗎?當時代的境遇無比突出,壓迫了散文的所謂“真實性”,這個“真實性”已經左支右絀之時,我們是否還要緊緊懷抱“真實性”的神話去強詞奪理?如果我們將美學的真實視作敘事范疇里唯一的真實,那么,新聞意義的真實是否還能在美學呈現里具備某種天然的優越感呢?

尤瑟納爾說:如果我對你撒過謊,那是因為我必須向你證明,所謂假的,就是真的。同樣,我們無法證明,在《天問》中,在《山鬼》中,屈原寫下的哪一部分是事實,哪一部分是謊言,我們只好說,所謂假的,就是真的。

在我看來,因為各種文體的負擔,今天,散文成了一件大事,在從前,我們通常認為,矗立在各種文體之間的那個地帶構成了散文的主體性,在今天是否可以這樣說——此時此刻,散文的主體性恰恰在于搶奪和侵占,搶奪小說,侵占戲劇,搶奪詩歌,侵占電影,才有可能真正構成今日散文的主體性?

也因此,我深深地懷念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先鋒寫作,以及其后受到影響的各個飽滿充沛的文本,他們橫空出世,不分青紅皂白,跟讀者建立了最珍貴的美學信任,而且,它們不庸俗。在今天,當一個真正的寫作者和庸俗作戰之時,我們應當有勇氣告訴自己:我們的忤逆之心,永遠年輕,且并不新鮮;我們的前輩,既是叛逆的幼子,也是承擔了文章道統的長子,這顆長子與幼子之心所證明的,是我們從來就在傳統的庇佑中,又必須代表傳統變成一個新生的兒子。

(編/俎燚楠,審/任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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